茶陵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主要体现在稻作文化、耕读文化、红色文化三个方面：

　　 [稻作文化] 1981年在茶陵县尧水乡艾里村湖里发现的、1983年经南方13省水稻专家鉴定的“茶陵野生稻”，和1986、1996年在茶陵县独岭坳（即茶陵县枣市镇虎形村境内）发掘的大溪文化遗址，证实了茶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。尤其从约600平方米遗址中遗存的稻粒考古发现，早在约7000年以前，茶陵的先民已人工栽培水稻，开创了稻作文化之先河。
　　晚于茶陵稻作起源时期约1000年的时候，氏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带着一批臣民来到茶陵，开创了茶陵稻作文化的新时代。他“制耒耒吕，教民种五谷”；尝百草，为民治病疗疾。“种五谷”（主要指传授先进技术）和“尝百草”的传说与“灵迹”，现保存较多，并广为流传。“立春送火把”定耕等稻作文化的民俗至今沿袭。

　　 [耕读文化] 稻作文化是茶陵上古时期人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，而耕读文化则是茶陵唐宋以来人们的高层次需求。
　　茶陵地处“吴头楚尾”，境内“好山千叠翠、流水一江清”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，加上地处偏僻，战争相对较少，因而不少北人南迁于此，是北人南迁的重要门户之一从69个姓氏《族谱》中发现，宋、元、明三代南迁于此的姓氏有47个。他们定居后，兴办私塾、书院，希望通过勤耕、苦读来提高家族地位，进入上层社会。耕读文化由此形成，历久不衰。曾培育了122名进士，而刘三吾、李东阳、张治、彭维新等四大学士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　　以私塾、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，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，成为官宦之家、书香门庭。明代大学士张治少年时，只能靠父亲替人做长工及亲友资助才维持学业，只能住在茶陵州城的偏僻西郊旌忠庵发愤苦读，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一举成名，中会元、进士，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进入社会上层。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受茶陵耕读文化的影响，开创了“茶陵诗派”，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耕读文化的强化，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，也促进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美德。私塾在茶陵各村均有兴办，有的村办有2~3所。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32所，在湖南名列前茅。元代李祁在《学校记》中称：“茶陵学校于湖南